泉州是哪个省的(中国泉州在哪个省)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从空鸟瞰泉州市区。泉州西路像一把“弓”，西街西段像一支待射的箭。这里是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核心区域，周边遍布文物古迹和文物建筑。(来源:泉州晚报)

2022年7月13日，清晨的张浦村黄氏宗祠前，村民在撬生蚝。蒲亮村位于泉州晋江入海口。这里出产的牡蛎极其有名，新建的祠堂依然采用牡蛎壳元素。祠堂上“紫云岩派”的门楣，闽南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捐地修开元寺的黄守恭后人。

2022年7月，泉州申遗成功一周年之际，参加国学夏令营的中学生正在排队参观泉州天后宫遗址。

在泉州的天坛，朝拜的习俗还在延续。天后宫是体现世界海上贸易中心管理保障的代表性遗产元素，体现了民间信仰与国家意志相结合共同促进海上贸易的发展。泉州天后宫的建筑规格高于湄洲祖庙。

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宋代建造的远洋货船。考古人员从船上发现了香料和药物、木质标签(标志)、铜币、陶瓷、竹藤、坚果(贝壳)、贝壳、动物骨骼等14种文物。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海外发现和出土的唯一一艘古代远洋船。(来源:泉州海外交通历史博物馆)

“船”在泉州的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8年7月，一艘“迷你”王船在泉州石狮祥芝镇斗美宫展出。“送王船”是闽南祈求平安、驱除瘟疫的仪式，与招财船的形状几乎一模一样。仪式结束后，皇家船只将被送往大海或在海边焚烧。“送王船”仪式随着闽南人的脚步传到东南亚和日本长崎，2020年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日本长崎福建会馆成立于1868年。会馆里的天后宫也是供奉妈祖的。

这是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背面的印度教石柱。明末泉州湾发生大地震，大雄宝殿重建中使用了一些倒塌的印度教寺庙石构件。

中国有着悠久的海洋文明和文化。

2021年7月，“泉州:宋元世界海上贸易中心”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亚洲海上贸易网络东端引擎港口的杰出典范，展现了10至14世纪亚洲海上贸易高度繁荣的景象。

成为世界遗产后，人们从宏观的角度观察这座“活着的”古城。它不仅是著名的侨乡，也是无数海外华人形成的“流动社区”中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特色组成部分。

泉州是我的家乡。

我曾祖父年轻的时候跟着曾祖父去了印尼泗水。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差点被送去泗水跟他叔叔学生意。但由于台湾光复，我爷爷选择去台湾省当老师，之后他回到泉州继续当中学历史老师。几十年后，我跟爷爷一样学历史，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在泉州南安石井看了郑的资料。当我看到郑成功的父亲郑志龙18岁去香山坳(即澳门)投奔他的皇城叔叔时，我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十几岁就踏上了一条漂洋过海的谋生之路，这是几百年来无数泉州人的必经之路。泉州诞生的这种生计方式，远比其他侨乡更古老、更稳定。

自从泉州成为中国南部沿海的一个重要港口，泉州的历史就不再仅仅是一部地方史了。明清以来，泉州人海外活动的数量和范围不断增加，这些游子与家乡的联系依然紧密，从未断绝。家庭成员，可能会漂洋过海重建家庭；原有的社会关系和资源也会延伸到海外。所以，那些发生在海外的人和事，也是泉州历史的一部分。

到了清代中后期，泉州人可以分为两部分:居地和居海外。虽然泉州海外人口数量可观，形成的海外社区也在不断流动，但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泉州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近代泉州的公共生活应该算他们的一份。没有它们，泉州的历史是不完整的。

“大海是福建人的土地”。泉州海洋传统的形成取决于泉州人的生活方式和闽粤民族的历史背景。

泉州与海为伴的过去和积极拥抱海洋的现在，正是中国东南海洋文明的缩影。

福建省海岸线长3752公里。每年春夏季节，西南季风从印度洋和南海吹来，秋冬季节东北季风向南吹。向北的黑潮和向南的沿岸流可以帮助船只沿着海岸线航行。因此，地处东海和南海交界处的福建成为了海上运输的绝佳中转站。早在东汉时期，来自中南半岛交趾七郡的贡品就从海道经福州运往北方。

延绵在闽北的武夷山山脉，不仅阻挡了冬季南下的寒风，让泉州有了“温岭”的别称，也阻碍了由陆路北上中原腹地的脚步。北面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山脉，东面和南面是一片汪洋大海。只要有船，你想去哪就去哪。泉州漫长曲折的海岸线上有“三湾十二港”。明代福建水兵使用的航海针书《随风而别》，不仅记载了福建通往东亚、东南亚的航道，还记载了菲律宾与日本、东南亚之间的航道。如果说亚欧大陆流动性最大的民族是游牧民族，那么海上流动性最大的民族就是海洋民族。

泉州最初的航海传统，来源于后世常称为“夷人”的闽越人。山海经海南经说“福建在海中”。弘治年间的《八闽通志》引用旧书记载:“福建最先居住的岛屿有七种”。福建的土著民族是百越岛彝族，“以船为车，以马为马”。越南后裔在福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海洋文明传统。他们是中国周边海域最好的水手。西晋《武都赋》中有一句:“渔父为闽豫(番禺)人”。他们是优秀的造船者。宋代水密隔舱、抗风浪能力强的福船超过了阿拉伯船，是日后郑和宝船的雏形。他们也是优秀的冒险家。早在唐开元八年，泉州就有航海家林銮，试航至渤乃(文莱)，有利于交流。沿岸的畲族全部跟随，引来船只”，这就留下了至今著名的“林乱渡”；后来，他们是海岸线的守护者。明代海防所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防体系时，“招募岛民、蛋农、贾舒、丁羽为兵”，其中一部分作为守备部队登陆。宋元时期泉州港的兴起及其后期航海传统的延续，为闽越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泉州有适合海洋活动的自然条件，同时又是不适合农业的地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走向海洋。

晋至唐宋时期的农业移民是泉州平原的主要开发者。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使这片曾经烟雾弥漫的南满土地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商品用于海外贸易。

时至今日，泉州古城的核心区在汉代仍被部分淹没。这是晋江的入海口，盐水在这里与淡水相遇。来自北方的南方农业移民在泉州选择的第一个定居地是更上游的丰州九日山下。除了鳄鱼和毒蛇，贫瘠的土地和不断入侵的潮汐是农业移民面临的最大挑战。

泉州沿海平原保存了大量的明清家谱，这些家谱往往用“巧缺”来形容当地的土瘠。仅仅从前缀上，人们也能感受到，这片只有345平方公里的平原，是福建省第四大河流的所在地，却没有机会成为富饶的三角洲。不仅如此，携带盐卤的潮水还不时涌入祖先开垦的田地。一次天文潮汐就可能毁掉辛勤劳动的成果。为了积聚涓涓细流和雨水灌溉和洗涤斥卤田，从唐到宋，晋江沿海平原共修筑了125块田地，与大海争夺土地。但是，人口增长率仍然超过了泉州平原农业产出的承载能力。北宋元丰年间，泉州、福州被列为福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南宋时，仅泉州就号称“生齿五十万”，当地已经失去了粮食自给的能力，需要从境外调运。为了谋生，农业移民向当地人学习滩涂养殖和远洋捕鱼，用海鲜换取玉米，然后涉足海外贸易的生产链。

与外贸历史悠久的广州港相比，泉州港表面上似乎并没有什么优势。但相对于广东，福建发展得更早，也更全面。整个北宋时期，福建的士子数量是广东的十几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泉州及其腹地生产多种商品用于海外贸易，但对于广州港来说，很多需要从外省调运，这无疑增加了广州港的贸易成本。在泉州，为适应海洋生计模式，种植粮食的土地改为经济作物，如荔枝、龙眼、茶叶、甘蔗、木棉等；烧制瓷器的窑址遍布海边和山区。泉州宋元窑址密度与浙江龙泉、江西景德镇相当。元朝派遣真腊(柬埔寨)的使节周大官也在当时真腊的都城吴哥看到了泉州产的青瓷。同时，还修建了大量有利于水陆交通的桥梁。宋代福州建桥18座，泉州建桥115座，平原核心晋江县建桥43座。

海洋生计模式造就了泉州的海洋传统。当海外贸易不受国家限制时，海上贸易的传统可以得到发展和深化。

公元1087年，北宋朝廷在泉州设立贸易署，泉州刺桐港进入了她的黄金时代。在一张1375年绘制的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上，刺桐港被记录为“扎伊顿”，这是她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大名。在这座内墙面积甚至超过首都福州的城市里，来自遥远国度的商人，或住在“番坊”“聚宝街”，或在摩尼教寺庙、基督教景教教堂、婆罗门教寺庙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在泉州为官经商，与刺桐城共享巅峰荣耀。经过考古发现，籍贯不详的阿拉伯人溥石最终以“溥公，宋代泉州宫廷”的称号葬于文莱墓地。更多的阿拉伯商人后裔，在刺桐港衰落后，仍定居城郊村落，与当地人通婚繁衍。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家族墓志所载家谱，证明其家族与阿拉伯商人后裔金、溥、等存在婚姻关系。

通港的黄金时代加深了泉州地方社会与海洋生计方式的共生关系。从此，当地社会习惯了商业活动，习惯了与外国人交往。人们也习惯于生活中有来自远方的事物或奇怪的消息。除了出产泉州湾最好的牡蛎，晋江入海口的蒲亮村也以牡蛎闻名。但他们用的大牡蛎壳不是娇小的本地品种，而是来自远东非洲海岸，几百年前作为压舱石，随福船回到泉州港。郑志龙主持开元寺大殿改造时，使用的是印度教寺庙的石材构件，而摩尼教和印度教的神进入了当地的信仰体系，作为当地的神受到崇拜。曹安的摩尼光佛和池店吉星亭的湿婆都被人们奉为观音菩萨。随着明初来华的锡兰王室使者在泉州定居，狗神皮舍耶也成为铺边寺白吉寺的祭祀神，站在主神天都元帅一边。

海洋传统造就了泉州区域社会的流动性，泉州的历史边界也随着其社会成员的脚步不断向外扩张，形成了遍布全球的“浮动共同体”。

刺桐港衰落后的几百年里，泉州人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海和东南亚。海外的财富也支撑了泉州的社会经济。所以泉州自宋元以来并未衰落，其航海传统并未中断。

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福建船务公司从泉州迁至福州，泉州失去了合法口岸的地位。然而，港口并不是泉州海洋传统的核心。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泉州景清寺始建于公元1009-1019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泉州存在着具有一定规模的阿拉伯社区。海上贸易是形成这些多样社会特征的前提。“山不来找我，我就去找山。”海洋传统的核心是不畏风浪的机动性。泉州衰落后，泉州人的海商群体发展起来。他们游走于国内外的商埠。从长崎到大城府(现在泰国的大城市)，他们无处不在。当时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郑志龙，他会多种语言，活跃在福建、澳门、台湾省和日本。他的儿子郑成功7岁时从日本回到家乡石井镇。后来，他创办了海陆五行，业务范围涉及整个中国海域。

在泉州失去东方港口地位的500年间，泉州人通过一次次的海上冒险，完成了海洋传统的再生。海洋生计模式带来的生活习惯和知识体系早已融入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海上凶险重重，吉凶未卜的未来让漂洋过海谋生的人往往相信神灵的保佑。泉州的世界性商业网络也需要一套信用体系来维护。于是“神”成了见证者，拜神成了悠久的传统。从明末到清朝，一两百年间，泉州商人与福州商帮、三江商帮(浙江、江苏、江西)一起，轮流主持妈祖祭，维护日本长崎的乌镇寺华人墓地。直到现在，我在泉州遇到的老太太，可能不识字，可能没听说过“伦敦”“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但她知道仰光在缅甸，泗水在印尼。虽然她没学过英语，不知道英文“外”字怎么读怎么写，但在闽南打四色牌时，如果打错牌，她会懊恼地脱口而出“奥运会”。泉州老一辈人做早餐时，自然会在早餐的鸡蛋燕麦片中加入南洋产的巧克力棒，这其实是一道从菲律宾传过来的墨西哥菜。

人们常说泉州是一座“活”的古城。它不是凝固在历史的尘埃里，而是永远充满了喧闹的烟火。以前的市舶司古关早已成为供奉神田元帅的水上仙境庙，但泉州人却把唱南音的“郎君社”搬到了南洋的各个港口。虽然港口不再交易南岛香料，但泉州人在牛排和沙爹面中加入了南洋风味。根植于民间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海洋文明，赋予了泉州长久的开放和包容，泉州人可以不断从海洋中寻找新的出路。我想这才是这里“草根”生命力顽强传承的最大源泉。

江南:青年学者，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华南社会经济史和海外华人史。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江楠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