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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夷之地——漠北与俄属蒙古
漠南草原可以依山形水势划分为几个亚板块,漠北草原自然也不会是一个整体。总得来说,身处漠北的蒙古高原可以划分为五大板块,包含整体位于贝加尔湖之南的:大湖盆地、色楞格草原、黑龙江上游草原三大板块;以及位于贝加尔湖东西两翼的外贝加尔湖高原和乌梁海地区。至于蒙古高原的北部,则是让很多中国人心心念念的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地区依方位和地势可分为三大地理单元,分别为: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以及东西伯利亚山地。与蒙古高原相接的是西西伯利亚平原与中西伯利亚高原。理论上游牧者应该可以很自然的向西伯利亚地区渗透。很多描绘蒙古帝国的地图,会将西伯利亚想当然的划成它的领地,然而事实上,这片土地大部为“亚寒带针叶林气候”所覆盖。除西西伯利亚南部边缘以外,由于纬度和海拔相对较低,能够为游牧民族所染指以外,绝大部分区域在自然经济时代,只生存有小规模渔猎民族。
既然西伯利亚是一片连游牧民族都不愿意深入的土地,在古代自然不会与中原王朝发生地缘冲突了。苏武曾经牧羊的贝加尔湖,是中央之国地缘认知概念中的最北方,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北海”的认定。从地理角度看,贝加尔湖的确处在蒙古高原的北部边缘,不过这片高原在贝加尔湖两侧,向更高纬度方向有所延伸有:外贝加尔高原和乌梁海两个板块。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并不能将贝加尔湖视为蒙古高原的北部顶点。
将蒙古戈壁视为漠北一部分的话,这部分蒙古高原的轮廓颇有点像一颗爱心。只是你看蒙古国的外形却完全不会想到爱心,倒像是一片啃过的西瓜。这当中的差别,便在于俄国在“帮助”蒙古国独立时,拿走了贝加尔湖及乌梁海、外贝加尔湖三地区。当这部分蒙古高原上,当下主要设置有隶属俄罗斯的:阿尔泰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外贝加边疆区四个行政区。基于这一行政归属,我们可以将这部分位于俄国境内的蒙古高原称之为“俄属蒙古”。
贝加尔湖是俄属蒙古的分割线,其以的蒙古高原主要为“外贝加尔湖高原”。向东延伸出外兴安岭的“兴安山”(俄语名雅布洛诺夫山脉),是外贝加尔湖高原与蒙古高原主体的地理分割线。同时兴安山脉也是太平洋水系与北冰洋水系的分水岭之一。流淌在外贝加尔高原的河流,尽皆向北经由勒那河注入北冰洋;兴安山以南则为黑龙江上游地区,区域内河流皆汇入黑龙江注入太平洋。著名的尼布楚便位于兴安山南麓。
出于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原因,俄国人更愿意将自己境内的蒙古人,按部落属性分列为不同的民族。生活在“外贝加尔高原”之上的蒙古人,当日被苏联单列为“布里亚特人”,并为之建制有“布里亚特共和国”。需要说明的是,在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之时,尼布楚便已归属俄国。这意味着俄国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统治范围,实际已超越了布里亚特人的分布区。为此,后来的苏联在此建制了“俄属蒙古”中唯一不带自治性质的行政区——外贝加尔湖边疆区。
俄属蒙古在贝加尔湖以西地区一般被称为“唐努乌梁海”,不过将之称为“乌梁海”会更准确一点。与“蒙古”一样,乌梁海既是部族名称又是地名。“乌梁海”又译“兀良哈”,后来归附明朝的“兀良哈三卫”即源出于乌梁海地区。整个地区的核心为由东、西萨彦岭及唐努乌尔山合围而成的“唐努乌梁海盆地”,范围向西延伸至阿尔泰山脉。
与外贝加尔湖高原一样的是,乌梁海地区也属于北冰洋水系,其所收集的淡水,皆由叶塞尼河、鄂毕河带入北冰洋。这一地区同样被苏联划分为了两个行政区。其中生活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乌梁海人被命名为“图瓦人”,并为之建制有“图瓦共和国”;而在阿尔泰山脉西段的乌梁海人,则进一步被细分为“阿尔泰人”,并建制有“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苏联解体后这个自治州亦变成为“阿尔泰共和国”,以进一步凸显阿尔泰人原住民的身份(除此之外,俄罗斯在伏尔加流域还存有第四个蒙古民族属性的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
俄国拿走一块蒙古高原在地缘政治上并不难理解。首先当年在西伯利亚顺北冰洋水系开拓追溯毛皮的哥萨克,很自然的会沿河流上溯至这些北冰洋水系的发源地;其次从军事地理角度看,西西伯利亚平原和中西伯利亚高原的海拔者要较蒙古高原更低。而蒙古高原整体呈现的是又北高南低的地势。将国境线推进蒙古高原的北部,不仅能够为西伯利亚设置一道地理屏障,更有利于对蒙古国施压,使之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得不更多考虑来自北方的影响。
在中国和蒙古看来,上述四个在俄罗斯取得“共和国”地位的民族,无疑都是蒙古民族的一部分。比如生活在中国新疆北部阿尔泰山脉的阿尔泰人就被称之为图瓦人,并被归类为蒙古族;而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巴尔虎蒙古人,则为18世纪迁徙至此的布里亚特人;至于卡尔梅克人更是著名的“土尔扈特部东归”事件后,遗留在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部蒙古人。
然而抛开俄国人的地缘政治操作,单看俄属蒙古板块及上述四民族的原始地缘属性,你会发现它的确与大家通常的认知有些许不同。较高海拔所带来的较高降水,使得俄属蒙古地区,大部脱离干草原范畴,进入了适宜乔木生长的降水区间(最高地区年平均降水能达到1000毫米)。较内、外蒙古地区高得多的森林覆盖率,使得渔猎而不是游牧,成为了这一地区的重要生产方式。
正因为如此,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一线的部落,被当年伴随成吉思汗而崛起的“蒙古”民族称之为“林中百姓”。相应的,那些生活在草原地带的部落,自然被称之为“草原百姓”。以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划分法,来对应俄国和蒙古国所分别控制的这片土地,你会发现俄属蒙古基本对应的是“林中百姓”的分布区;而内外蒙古对应的则是“草原百姓”。从这个角度说,狭义的漠北草原并不包括乌梁海和外贝加尔湖高原。
事实上,如果不是俄国人执意翻越兴安山,触及到漠北草原,当时的清王朝并不会与之发生冲突。当然,渔猎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之间,本来就没有难以逾越的鸿沟。渔猎者同样会畜养牲畜,而游牧者亦会用渔猎的方式补充食物来源。一个部落到底是游牧属性还是渔猎属性,更多取决于它生活的环境。如果生活在森林之中,那么它就会变成为渔猎者;如果生活在草原上,则为很容易变成游牧者。
相比渔猎经济,游牧经济要显得更高级一些。林中百姓亦向来是草原百姓的重要来源。在成吉思汗时代,随着对林中百姓的征服与融合,他们中的大部被迁徙至草原变身成为了真正的游牧者,留在当地者亦在民族属性上蒙古化。虽然“蒙古”成为了双方共同的标签,但二者间这种原始地缘差异,并没有随着这次大融合而消失,及至后来又演变成东、西蒙古之分。其中东蒙古指的是成吉思汗所属黄金家族所统辖的蒙古本部,对应着当年的“草原百姓”;西蒙古则源出“林中百姓”中,生活在唐努乌梁海东南部的斡亦剌部(元朝之后又译瓦刺、卫拉特)。
对于二者间的这种差异,中原王朝同样意识到了。直接继承元朝世系的蒙古本部,在明朝被称之为“鞑靼”;系出林中百姓的部分,被称之为“瓦刺”。由于蒙古本部的衰弱,西蒙古一度成为草原上的最强者。无论是在明朝中期攻入北京的“瓦刺”,还是清朝前期称霸中亚西域,差点一统蒙古高原的准噶尔汗国,都是西蒙古的杰出代表。
上述内容告诉我们,地缘融合始终是要以地理环境为基础。在地理环境未出现明显改变的情况下,地缘差异在每个时代的表现形式虽有不同,但却又总能以用不同的划分方式显示它的存在。按上述方式划分整个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整体呈现出的是一个中文的“三”字形结构。无论是先将蒙古草原划分出漠南草原、漠北草原两部分,再将最北部的“林中百姓”剥离出来;还是用内、外蒙古,俄属蒙古加以切割,无不对应着这个“三”字形结构。
在这个“三”字形结构中,处在核心地位的无疑是居于中间的“漠北草原”。从大历史的范畴来看,漠北草原与中央之国的关系总是在遵循着这样一种逻辑:富庶农业区所带来的天然吸引力,总是让漠北的游牧者有动力向漠南迁徙,并与中原王朝发生密切地缘联系。一旦成攻跨越长城或者失败被迫远走他乡,又会有新的“林中百姓”进入漠北草原填补真空,并在坐大之后再次南下。反过来,由于农牧分割线的存在,中原王朝至多能够羁縻漠南的游牧者。无论有多少个霍去病,也没有办法消除漠北草原的威胁。
蒙古高原的“三”字结构,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原王朝总是无法彻底消除来自草原的威胁。不过要是从蒙古草原内部的地缘竞争来说,它在大历史范畴内却又呈现出东、西竞争的局面。结合蒙古高原的地理环境,我们还可以将之由西至东将之切割为一个“川”字形结构。只有了解过这个“川”字是怎么划分的,才能彻底了解这片草原的前世今生,包括知晓三国时代的游牧者,到底处在什么样的阶段。
横向切割蒙古高原的关键在于漠北草原。阿尔泰山脉、杭爱山、肯特山,以及大兴安岭这四条山地,是分割漠北三大地理单元的主要参照物。其中东部位于大兴安岭与肯特山之间的区域,在水系上归属于黑龙江水系上游。黑龙江在此拥有两条上源,分别是北源“石勒喀河”和南源“额尔古纳河”。这两条源头指向肯特山的上源,在高原腹地的上游部分又分别被称之为“鄂嫩河”(斡难河)与“克鲁伦河”。熟悉蒙古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两条都是蒙古兴起之地。
依据这一特点,我们肯特山以东,包含呼伦贝尔草原在内的漠北草原统称称为“黑龙江上游草原”。由于黑龙江最终于太平洋出海,整个水系又隶属于太平洋水系。相比拥有出海口的东部地区,漠北西部就显得封闭了许多。由杭爱山与阿尔泰山之合围而成的漠北西部在水系上呈内流状态。从山地流下来的淡水,只能在板块内汇集成:乌布苏湖、哈布斯湖、扎布尔汗湖等咸水湖属性的内陆湖。基于这一特点,可将这一地理单元称为“大湖盆地”。
居于漠北中部的,是位于肯特山与杭爱山之间的区域。这一区域在水系上呈现半封闭状态。整个流域内的河流合流成为“色楞格河”后,注入有世界最深湖泊之称的贝加尔湖,然后再由缓缓向北穿越西伯利亚渗流入北冰洋。据此我们可将这一地理单元标注为“色楞格草原”加以辨识。只是必须提醒的是,从地缘角度看,这一水系中最重要是并不是取得了命名权的色楞格河,而是源头分别指向杭爱山和肯特山南端的鄂尔浑河。
从匈奴而起,历代草原政权的政治中心都是在鄂尔浑河靠近山脉南端的两个源头之处。比如位于肯特山西南麓、图拉河畔的匈奴“单于庭”及今天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位于杭爱山东南麓的鄂尔浑河正源河谷处的突厥、回鹘“牙帐”(都城),以及蒙古帝国的都城“哈拉和林”。更温暖的气候和处在漠北三大板块与大戈壁相接之处的位置,是这两个点位能够一直受到青睐的根本原因。
早在匈奴称霸草原时,漠北草原这种三分天下的格局就已然体现了出来。在匈奴帝国建制中,除了坐镇中央的单于庭之外,还按坐北朝南、左东右西的命名规则,分设有左、右贤王。其中左贤王负责经略黑龙江上游草原,并沿锡林郭勒草原南下,由燕北草原对中原王朝的燕山防线施压;右贤王负责经略大湖盆地区,大漠之南的后套、西套、鄂尔多斯高原,乃至河西走廊都是匈奴右翼在漠南的入寇长城的跳板。至于单于代表的匈奴王庭,则以色楞格草原为在漠北的根基之地。同时将前套平原及其以东的阴山草原为其在漠南的依托,向山西高原北部施压。
分别用“三”字和“川”字形象的解构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后,很多历史事件就已经清晰了。比如成吉思汗整合蒙古诸部崛起时,整个漠北就是依此结构分割为了三股势力。其中蒙古诸部居于东部;中部则为克烈部的领地;西部则是乃蛮部的控制区。对蒙古崛起的那段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相信对这些名称都不会感到陌生。
纵观从匈奴到蒙古的这段草原历史,我们还会发现,除了两个三分法之外,还有一个两分法能够帮助大家了解这片草原。本质上看,游牧只是一种生产方式,并不代表所有的游牧者都拥有共同和种族和民族背景。在成吉思汗横空出世之后,蒙古高原似乎已经在民族属性上做到了统一。但回看历史,这种统一并不能被视为最终结果。整个草原其实一直都有两大游牧集团在拉锯博弈。
语言可以帮助厘清这两大集团的区别。如果为生活在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东北平原等亚洲北部地区的游牧、渔猎民族做语言分类,都可以被归类为“阿尔泰语系”。这一语系下面又可分为:突厥、蒙古、通古斯三大语族。其中通古斯语系分布于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地区。就蒙古高原的情况来说,其东部属于蒙古语族的形成区域;而突厥语族覆盖高原中、西部则属于历史常态。在蒙古崛起之时与之竞争的克烈、乃蛮部,主体便属于突厥语族。
在蒙古崛起之后,这些突厥语族部落基本都被移入中亚草原及其以西地区,以将漠北草原整体置于蒙古人的控制之下。以至于今天,你仍然能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看到这些部落名称的存在。不过在蒙古高原,这种两大游牧集团的碰撞痕迹依然还有残余。比如前面提到的图瓦人,虽然已经在各方面都蒙古化,但这些未进入大草原地带的林中百姓,在语言上却还是属于突厥语族。相比之下,外贝加尔地区的林中百姓布里亚特人,因为位于东部而在语言上更偏向于蒙古语族。
为叶塞尼河上游河流所覆盖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历史上向为突厥语族民族南下草原的起源地。也可以说,如果长城南北的历史没有在19世纪末终止轮回的话,蒙古高原两大民族体系的博弈仍将继续拉锯下去。若干年后很可能还会有一支突厥语族部落,再次向东统一蒙古高原。这种拉锯最起码在匈奴崛起时就已经明确出现。在匈奴崛起之时,“胡”这个汉字是用来单指匈奴人。而在匈奴统一草原之前,在它的东部还有一支被中原地区称之为“东胡”的游牧势力。正是在战国后期击败东胡,匈奴才统一草原成为中央之国最大的对手。
东胡系民族在语言上所对应的正是蒙古语族民族,匈奴则属于突厥语族民族。后世在蒙古草原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民族,都可以被归入这两大体系。对于匈奴来说略显遗憾的是,由于出场的时间实在过早,匈奴二字即没有成为所属语言的代言人,亦没有成为这片高原乃至人种的代名词。
以我们当下准备详解的三国时代而言,草原的控制权已经转入属于东胡系的鲜卑人手中。关于这一转换是如何发生的,中央之国的史书有明确的记录。在东胡被匈奴击败之后,残余未被整合的东胡部落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以“鲜卑”为名退入大兴安岭北部,在生产方式上变得更像是“林中百姓”;一部分以“乌桓”为名退入了大兴安岭南部。在臣服匈奴的情况下,获准在科尔沁草原游牧。此后当汉武帝对匈奴发起反击并占得优势后,身处燕北的乌桓很快转向于汉朝,并在东汉后期三国时代进一步内迁,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反观在漠北草原之侧养精蓄锐的鲜卑人,因位置原因并没有深度卷入汉匈之间的纷争。当南匈奴内迁、北匈奴西迁之后,鲜卑人得以就近进入呼伦贝尔草原重拾自己的游牧身份。在吸引大量原以匈奴为名的游牧部落之后,鲜卑在三国时代已然成长为蒙古草原的代言人。尽管未能在这一时段成长为真正的草原帝国,但鲜卑还是得以入主中原,成就北魏王朝。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与北亚游牧者在长城一线对抗,几乎是一种摆脱不了的宿命。以方位来说,这可以被视为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的博弈。然而对于漠北的游牧者来说,向东亚方向渗透倒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在阿尔泰山以南、以西,还有大片草原地带可供这些游牧者,维系他们熟悉的生活。受这一选择的影响,北亚与东亚的地缘政治博弈,亦透过河西走廊向西延伸至西域。下一节,这我们的视线亦将延伸至此,去探究天山南北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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