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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与六便士》读后感1100字
很多时候,我们在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追寻“六便士”的时候,也会抬头看看月亮,这就如同很多人选择辞职去西藏,去转山朝圣,去环游世界一样,“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这和斯特里克兰的塔希提岛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西藏热的那几年里我听过很多很多驴友的故事,有些人骑着车去上班的路上突然就改变了方向,走着走着就到了西藏。
但他们的经历和斯特里克兰追寻艺术理想又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普通人和艺术家的区别。也是陈丹青(虽然我并不喜欢他)的西藏和转山少年们的西藏的区别。
如果从哲学上来说,我觉得“月亮”是一种形而上追求,“六便士”是形而下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宇宙的本源,超越一切世间存在,是我们仰望的星空和月亮。“器”是有形的存在,“故大器者,厚载万物,有所用也”(《法言》),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脚下的“六便士”。在我们的文化里,对于“道”是谨慎而克制的,与日本相反,他们有茶道剑道武士道各种道(鄙视一下),而我们最多只是说“近乎道”。在我们评论艺术家或艺术作品时通常也分为两类:止于技者和近乎道者。这两者可谓天壤之别,“道”不可能像竞技者所陈述的那样清晰和确定,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止于技者不可能做出具有重大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贡献,唯有求“道”者才能。也像是柏拉图所说的“迷狂”状态,在诗神凭附而疯狂的状态下才能写出最伟大的诗歌。
斯特里克兰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求“道”者。他成为别人眼中不可理喻的疯子,执迷不悟的傻子,冷酷无情的负心汉,为的只是不负心中的“月亮”。
我对于画家不是很熟,但文学还是读了不少的。
风云激荡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这些“近乎道者”,他们是疯子一样的梵高,浪子一样的高更,是深海无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写作台上溘然长逝的巴尔扎克,是死于决斗的普希金,是孤独者鲁迅,是浪漫主义的拜伦,济慈,雪莱,雨果和大仲马,是现实主义的莫泊桑,狄更斯,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是现代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塞万提斯,卡夫卡,艾略特和普鲁斯特。也是他们作品里出走的娜拉,是卧轨自杀的安娜,是永远也不会嫁给聂赫留朵夫的玛丝洛娃,是忏悔的贵族,是屠格涅夫家的姑娘,无耻又迷人的卡拉马佐夫家族,是变成爬虫的格里高尔,是至死也进不去城堡的K,是死魂灵,北极星和钟声…
用杜甫那句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再用这本书里施特罗夫说的那句话:“如果很久以后人们还记得我们两个人的名字,那一定是因为我们都认识斯特里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