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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读后感1000字
两次大动荡都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总之是老祖宗风光不再,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周的差错在制度,汉的麻烦在文化。因此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与汉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三教合流(儒释道),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学。
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一个世家子弟,几乎刚生下来就有做官的资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奋斗?因此即便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认真工作,还要被嘲笑,被讥讽,被视为俗气。至于国家的兴亡,自然不必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家族的门第和郡望决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因此高级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国难当头,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卫国,王衍的狡兔三窟和卖主求荣就是证明。有趣的是,帝国似乎也没指望这些家伙保卫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职,地位高,待遇好,事务少,责任轻。繁杂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给庶族寒门。久而久之,上层社会便充斥着无能之辈。除了清谈误国和腐化堕落,其他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寄生虫。然而待遇和特权却一点也不少。根据西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官员可以按级别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顷,依次递减到九品十顷。更重要的是,法令颁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亩并不需要清退,没占够数的却可以“依法”补足,真不知道帝国中央对贪腐的态度是遏制还是鼓励
社会不公的结果,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
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实是文化暴发户。暴发户都是要炫富的,因此连同名士们自鸣得意的雅量、清高和洒脱,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竟只能通过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这说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底气。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这就跟春秋战国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后者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着方兴未艾的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只是上层的领主阶级。这时,华夏文明当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华夏化的蛮夷,比如齐,比如楚,比如秦。因此,新文化的创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阶级,甚至不能单靠汉民族来完成。种种事实都证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动荡和分裂只不过意味着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中华的历史,势必走向南北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