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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力量: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读后感_2500字

万年历 万年历 2022-12-02 09:01:17 1

《理念的力量: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读后感2500字

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张维迎的巨大偏见,自己太自大盲目了!必须要道歉!

张维迎重视理念的力量,这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者重视理论研究和创新所坚持的一个方向,理念即思想能够通过少数人的创造而影响大多数人,对社会改革实践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摘录受启发较大并不全理解的一些话。

1.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则依赖于我们的理念。换句话说,我们有关正义的理念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

2.这些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人为什么要起来闹革命?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3.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4.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

5.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想要赶超欧美,这是目标,为实现目标只能计划,而国家要想富强团结又自由,在国内要做啥?需要研究啊……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高智商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居然相信中央集权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怎么样生产,应该为谁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但那个时候,这些人对这个制度深信不疑。仔细想一下,搞计划经济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知到不知自己无知。老子告诫我们:不知知,病。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真是可悲至极!
6.为什么不能把价格一下子都放开?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无知,二是要照顾既得利益。市场定价就是企业定价,但当时的国有企业已经习惯于政府定价,一次放开震动太大,会使企业无所适从。用我当时的话说,“放活市场,企业要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这就类似要让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孩子独立生活,总得有个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牌价供应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本身就是企业和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双轨制就是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逐步走向市场经济。
7.法律本身是解决囚徒困境的重要制度。

8.这推翻了林毅夫对农产品统购统销的解释,因为政府给价低而农民不愿卖农产品给政府,于是政府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本而强制统购统销,低价收购农产品。这是因发展国家而牺牲农民利益,在当时算说的过去。但是,当你同时应该给农民立下承诺在国家发展起来后就会给予补偿,可现实是没有。这和英国的宪政发展差远了。

英国政府的公债长期在200万英镑左右徘徊,不是政府不想多借钱,而是因为国王老赖账,债权人毫无办法,所以有钱人都不愿给政府借钱。光荣革命后实行了宪政,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如果国王不履行诺言,议会可以推翻他。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增加了,政府借钱不再困难,国债规模不断扩大,1697年达到了1670万英镑,1720年达到5400万英镑,1790年达到24400万英镑,100年间增加了120多倍。如果没有这样的财力支持,英国不可能取得欧洲的霸主地位。这就是宪政的力量。
9.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字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
10.我现在认识到,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理性人之间怎么合作。
11.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先生讲过这么一句话,中国以前只有治权的民主,而没有政权的民主。以往没有政权的民主,故而治权的民主亦无保障,只有靠圣君贤相的出现。而依赖于好皇帝、好宰相出现的情形是不可靠的。但儒家文化和民主本身并不矛盾,我国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也都是接受了儒家文化,但都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化。我非常同意他这个观点。
12.这个过程涉及三个环节:生产环节、传播环节和实践环节。处在最上端的生产环节的人,是我们称之为学者、哲学家、思想家的极少数人,他们的作用是生产新思想,所以我将他们称为“思想型的制度企业家”。尽管不可否认,有些新观念最初是普通人提出的,但如果没有学者的理论化,草根的观念不大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从业人员、出版商、教师等处于这个过程的中间阶段,他们的工作是传播思想,将思想家创造的东西进行选择并组合成大众容易理解的东西,然后传播给政治家和普通大众,将其变成社会的共识,所以被哈耶克称为知识的“二手交易商”。处于这个过程终端的是政治人物和实践家,他们的任务是发起变革,将新的理念变成法律和政策,我将他们称为“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或“政治企业家”)。
实践家必须注重政策的可行性,注意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为此,他们有时候必须“口是心非”“言不由衷”,甚至“打左灯向右转”;但理论家和思想家如果过分关注“可行性”,关注利益平衡,就不可能生产出真正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就是因为在它最初提出的时候是“不可行的”,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所以,一般来说,优秀的政治学家不可能是优秀的政治家,反之亦然。孔子只能当“素王”,不能当“国君”。柏拉图的“哲王”只能出现在他的“理想国”,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世界。 尽管如此,思想市场的基本原则在这三个阶段都是适用的。
13.从“放”的角度考虑价格改革是一个全新的观念,这个观念经过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首先被参会的许多经济学家接受,然后经过会议组织者的努力,之后又被政府高层所接受,由此使得价格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事先规定只能讨论如何调整价格,不能讨论如何放开价格(因为有“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嫌疑),这个会议就不可能对价格改革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实际的价格改革至少会拖延相当长的时间。
14.引进思想比引进技术和产品更困难。这是因为,思想的实践必须与特定的利益结构、社会结构、文化、习惯、制度相结合,而人性在本质上具有抗拒新思想的惰性。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发展出的思想在应用于中国社会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是中国学者的责任。

从12点来看,我觉得林毅夫的理论更偏向实践者和政治家,而张维迎的理论更偏向学者和思想家。两者的初心都是好的,具体到特定问题时,林张各自的理论创新必然会带来饕餮盛宴!而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则是另一个探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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