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读后感_1700字

《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读后感1700字

这本书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改革”的主题向来不好写。因为前段时间阅读了陈雨露的《中国是部金融史（1、2）》，第二册中对王安石变法也有详尽的论述与描写，因此在阅读本书时，不自觉的相比较起来。原本我的感觉是，易中天毕竟不是学经济出身，书中对于王安石变法内容的具体实施情况和经济影响所进行的分析和论述相对较少，但是易中天的治史态度倒还是挺客观公允的，对待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所形成的对立两派（变法派和保守派）的论述也是“各打五十大板”，最后指出唯道德论和泛道德论是我国文化传统上需要深刻反思并改进的地方；至于陈雨露的金融史固然详尽的分析了变法的经济影响与始末内容，并从货币、土地等经济因素入手，阐述了严重后果，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但可能正因为陈雨露是金融学出身，本着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天然信仰、以及对官商利益垄断集团的批判，其对王安石的评价可谓是“一棒打死”，犹记得书中写道历朝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和定性都是负面的、且“北宋之王始于王安石变法”、直到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才重提这段历史重新定性王安石、把“三不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口号重新喊了出来而为自己的变法造势，故而近代以来大家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才有所改观，但是，陈雨露这样的叙述也不免过于绝对化了。因此，易中天的《王安石变法》和陈雨露的《中国是部金融史》的各自利弊大体如此。但是，看到最后我却发现，老易和老陈竟然“殊途同归”了。易中天固然在论述过程中指出某些新法不见得不好而表现出中立的态度，但在最后两节中却明确指出“官与民争利”的问题，基于此展开的话、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也的确存在问题了，国家和政府的确需要钱、但绝不能与民争利，这样的落脚点就与陈雨露对官商利益垄断集团的极度厌恶与猛烈批判相契合了。虽然这样的结论与论证过程的确是正确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因为“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是同样的，市场也不是万能的。所以，这就又回到当初我看完《中国是部金融史》之后的感悟上了（而这却也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用现代金融学理论的话语来表述，政府与市场不过是两种组织方式而已，而人性却是同一的，同样一批人组织成“市场”形式就一定效率高、万能而不出问题吗？反之，同样一批人组织成“政府”形式就一定低效或也一定高效吗？关键是机制设计和制度约束，争论二者效率孰高孰低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明晰二者的权责范围和权利义务边界：属于自由的市场经济活动和自发的商业活动的就交付市场去处理、政府无需插手，杜绝官商利益垄断集团以及“与民争利”的局面出现；而关于提供公共产品、保证公平原则、财富再分配、以及现代金融中至关重要的金融监管等问题方面，则交付政府予以监督和管理。但是，最关键、执行起来最难界定的问题就是如何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理论上是一回事、实践上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正如王安石变法中种种“看上去还不错”的方案一执行起来就出问题的原因。因此，易中天最后对于王安石变法的总结是“国家主义、政府万能、理想至上、道德唯一”，可以看出，后两者属于中国文化传统上的“积习难改”，前两者就涉及“啃硬骨头”等攻坚克难的现实问题了。易中天颇有勇气的写出了“为何改革、为谁改革、怎样改革”的教训与启示；同时，又写到对公权力运用的警惕和制约。“不改则烂，变法则乱，改革和纠偏用力过猛则亡”真真令人警醒和后怕。就像我在看完《人民的名义》之后写道的：中国人似乎直到今天还在渴望、憧憬、期待有一个集“学术、艺术、技术、权术”于一身的“全能型青天大老爷”的政治强人出现。从政当官者的确需要自律、自省、自我提升、的确需要更高一筹，“权术”很重要，同时也需要“学术”上的严谨性、“技术”上的专业性、还要有点“艺术化”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可以满足这些个人特质的要求是我们希望的一种寄托，而在当今时代和社会下，我们希望的另一种寄托就只能是尽可能完善、合理、科学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