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_精选读后感_2600字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_精选读后感2600字

今年是2018年，改革开放的第40周年。我有幸赶在2018年年底前，读完了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和《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我将从国企改革和回顾过往两个角度谈谈自己的收获和感想。
1、 国企改革
曾和一位就职于国家电网的朋友聊天，若是当年他们面临择业，同时收到世界500强企业和国家电网的offer,该如何进行选择？在我朋友看来，毫无疑问地选择后者。的确，国家电网长期以来被喻为“电老虎”，是效益最好的垄断企业之一。即便到了2017年，依旧在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以9.57亿美元的利润排名第二。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中央提出的“国退民进”新战略，影响了中国整整20多年。从那时起，国有资本开始从完全竞争领域退出，并在上游能源行业中强势形成垄断格局。这些行业包括电力，汽车，大型机械，银行，通信，能源等。在这些领域，政府将竭力排斥民间及国际资本的竞争，通过强化垄断来保证国营企业的既得利益。国家电网就诞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巨大的垄断手掌撑起了行业的暴利。2006年，国际原油价格相当于人民币4118元一吨，而国内的批发价是6585元一吨，涨幅高达59.9%。在早期的收费制度中，月租费，漫游费让整个电信行业赚的盆满钵满。暴利的垄断格局让这些处于保护罩中的企业懈怠于技术更新。
吴晓波在书中提到，垄断当然能够产生效益，就像集权能够带来效率一样，但垄断和集权并不能与市场化的，公平的商业制度并存。享受着偏执制度带来聚集资源的垄断企业，没有经历过市场化竞争的洗礼，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强企。世界百年商业文明的历程证明，一个现代商业国家的演进过程，就是国有资本日渐自我瓦解的过程。但对垄断的厌恶及迷恋，如同人的本性一样，根深蒂固而难以更轨。
从2018年回顾过往，会发现当年那些被政府保护起来的垄断企业，正在受到市场化的冲击。2008年次贷危机后，中央政府启动拉抬内需，在工程机械行业，民营企业三一重工从2009年到2011年各项业绩指标连续同步增长超过70%，营业收入突破800亿元。而在对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有强大带动作用的汽车行业，吉利的李书福从行业长期被外资和国有企业把控的境况中冲出，并在2010年以蛇吞象成功并购沃尔沃。在金融领域，2013年中央政府首次表态允许民营资本合法进入银行业。民资银行呼之欲出，2014年7月前海微众银行被正式批准筹建，2015年6月和11月网商银行和百信银行分别成立。在通信领域，2017年8月联通混改，引入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等14家民营投资者，同时对核心员工施行持股计划，形成了中国联通，投资人和公众股东的混合多元股权结构。而这些垄断产业颠覆及重构的背后，都起伏着无数个体生命的悲欣交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电力，通信，石油这类行业也可以逐步放开，通过市场竞争去筛选真正的强者，以促进整体经济向前发展。
2、 回顾过往
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金融海啸扑面而至。中央政府启动了两年内扩张投资4万亿元的计划，投资闸门随即打开。发改委一口气批复了28个城市的城轨规划，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的家乡无锡开始修建第一条地铁线路。那一年，首届双十一购物节开始，不谙世事的我刚通过了英语四六级和会计从业资格证的考试，开始为后面的出国深造准备雅思。
2009年8月28日新浪微博正式公测，而依旧沉浸于象牙塔的我到一年后的5月20日才开通了自己的新浪微博。
2011年8月我正式进入悉尼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那时距离2008年9月由于澳币汇价大幅下跌导致中信泰富巨额亏损，以致荣氏家族谢幕已经过去两年多，澳币对人民币汇率重新回到1:6.5。但2008年爆出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影响还在持续，出国后帮忙代购奶粉已经成为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一学期结束后，由于假期较长，我又回到国内开始实习。那一年的11月我进入无锡尚德，一个月后奔赴南京德勤，加入了一年一度的审计大战。在尚德的那一个月，我看到了浩浩荡荡接送上下班的厂车，排着长队打饭的食堂，整齐规范穿着防尘服的员工，贴满了反倾销，反补贴标志的办公室。这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的新鲜，我细细体会着并幻想着毕业融入社会后的工作环境。我并不知道就是那一年，美国和欧洲对尚德开展的双反调查，直接导致其大雪崩，净亏损达到10亿美元。第二年的11月尚德被宣布破产重组，而接手它的人正是我现在的东家国联集团。
2012年4月19日，微信推出朋友圈。此时的我正在南半球辗转于考试，论文和打工中，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的第一条朋友圈诞生于2013年的8月8日，一张拍摄于悉尼大学四方庭院的照片上配了这样一段文字：时间，地域，气候的不同，心境的不同，飞机飞离的那一瞬间，这里曾发生过的一切，便恍若隔世，永远的留在记忆里了。第二天我飞离悉尼回到国内，至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2013年的12月2日我正式入职上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从事税务工作。那一年的年初，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在北京金融街正式揭牌，继上海和深圳两大交易所后，出现的第三个全国性的证券交易市场。当时还远在悉尼只读圣贤书的我，竟然对这个陌生的新名词有所了解，是因为在机缘巧合下，我通过朋友介绍加入了一个名为“Finance Industry Study @ USYD”的讨论组，21个成员，都是学金融的中国人，每周一聚，讨论国内金融业的最新动态。那时的我像是掉到了蜜缸里，疯狂地汲取着那些我所不了解的金融知识。
2014年8月1日我从上海回到无锡，入职国联证券，从事基金的估值与清算。那时金融行业已进入了大资管时代。24天之后，新三板做市商制度开始实施。10个月后，我转到了新三板做市部，从事做市股票的投资工作。那一年的6月底，股市IPO重新开闸，9月底楼市开始松绑。和我同一时期到上海的同学，早期没有买房的，在以后的三四年间，都相继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2015年6月12日股市创下了5178.19点的最高点，然后开始回落，8月26日股指跌到2850.71点。由于制度和技术层的缺陷，场外配资和伞型信托成了这次股灾的最主要原因。那一年新三板做市股票的投资热情也空前高涨，半年间，我一个人到访6个城市参与企业调研。而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上提出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把新三板打入冷宫。所幸的是，我也经历过这个行业从高涨到冷落的周期了。
身处在改革开放的这些年中，我曾有机会在学业结束后，通过技术移民，移居澳洲。也正是从2010年开始，国内的民营企业主，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投奔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我也曾有机会留在一线城市，赶在房价还未涨到不可承受时，为自己争取一个居住空间。可是这些曾有的机会，终究被全部错过了，未来很难或是要付出双倍的代价才能再争取到同样的机会。或许正如吴晓波在书中所写：人生轨迹并非不可捉摸，甚至在某些细节上，隐含着时代变革的延续性和命运的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