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为什么不提倡王阳明心学(阳明心学为何到后来走向其反面？)

阳明心学为何到后来走向其反面？

明末清初以张履祥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心学乃是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认为，阳明心学蠹坏世道人心，使人人束书不观，只知空谈，不务实际，以此风靡天下，导致“士林无耻，社稷丘墟”。

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批评王阳明后学何心隐一派，为“皆坐在利欲胶漆盆中”之徒，早已不是儒家圣人之学。黄宗羲则讥讽其学“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不过是佛教思想打扮一番冒充儒学而已，在儒家发展脉络里根本没有其一席之地。而王夫之的言辞更加激烈：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

王阳明生于浙江余姚，境内有余姚江，故王阳明的心学也称姚江学派。王夫之不仅批评阳明心学是披着儒家外衣的佛教思想，更为其贴上了“诬圣之邪说”的标签，其“无善无恶”之说只能受到罪犯和阉党的欢迎，是败坏社会风气、破坏儒家学风的罪魁祸首。

客观而言，明朝灭亡的责任当然不能全部归咎于阳明心学，但明末清初知识分子身临其境，对心学的方面作用一定看得比较清楚。阳明之后的心学发展确实迅速，徒众极多，其中不乏众多“信徒”不事实务，以空谈心性为高，这种治学态度便被后人称为“心学流弊”。这便是历史的悖论，当初王阳明当初发明心学，其初衷本在对治空谈之风，谁曾想到事与愿违，“屠龙少年最终却成为恶龙”。

阳明心学主张“心即理”、“致良知”，认为人的价值判断、道德行为乃至一切美德的根源都在人的良心、本心之中。良心、本心人人皆有，天生既有为善的能力。对个人来说，发明本心便是善，欲遮物蔽便是恶，为善还是为恶，都在人自己的选择。正因为每个人人皆有善恶选择的主动权，所以要为自己为善还是为恶负全部的道德责任。这一主张使外在环境再也无法成为人们作恶的借口。即使社会再暗，环境再劣，为善还是为恶的主动权也仍旧掌握在自己手中。行善者一定是自己选择行善，行恶者也一定是自己选择行恶，在修行道路上只能力竭而止，不可画地成牢。这对大部分心向光明却畏惧辛苦的人来说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此外，阳明又大唱“知行合一”，提出“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直接针对空谈之风：

“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

有一部分人把知、行当作两个功夫，以为只有先知道的真切了，然后再付诸实践，这样才能行的笃实。阳明对这种观点予以了直接的批评：知、行只能是一件事，若是分作两件事，一定要先知后行，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流于空谈，无知无行。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正是对治空谈之风的良药。

可见，王阳明不可谓不重视实践，其“心即理”、“致良知”以至于“知行合一”，都在鼓励人们真知笃行。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心即理”强调人们有为善能力，应该努力为善，却因为过分强调“良心”对道德判断的重要性，一部分后学由此而忽视外在规范，便有了“一任本心”、“率性自然”的倾向。“知行合一”本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主张“知而不行，只是不知”，后学却以“知便是行”忽视了实践，只一味清谈、空发议论，终于把强调实践、鼓励实行的实学变成了空疏虚妄之学。

阳明当初批评程朱理学只知皓首穷经不知实践实行，所谓“心外无理”正是要告诫大家人心具足，不能只在书本思辨中求“知”，要更多的在实践中成德。谁曾想，后人只记得“人心具足”而不去读书，忘了最重要的实干实行。所谓“法久生弊”，心学从强调笃行到流于空疏，到底是时势使然，亦或是心学本身的流弊，这可能远非当朝批评家们的意见所能概括。否则，我们今天学习王阳明意义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