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读后感_4000字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读后感4000字

作为一个年纪不断增长的御爷さん已经很少再有一口气读完一本书的耐心和精力了，这本《饥饿的盛世》可以说是一个少有的例外。这倒不是因为本书有什么特别清奇的论点和论据，而是本书风趣幽默的语言和十分狡黠的“借古讽今”的春秋笔法。

这部书全方位描绘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所谓“盛世”帝王乾隆皇帝的一生及其统治下的帝国全景，从纵向（时间）和横向（乾隆王朝的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个维度无情地揭露了这一“十全老人（今语有“四个伟大×××”）”的“旷古未有之盛世（今语有“历史最好时期”）”的画皮，堪称是一部上乘之作。

“盛世“一词真乃汉文化圈所独有的创造，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盛世”一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和不详，中华民族古老的哲学典籍《易经》就指出“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一盛衰往复、互为因果的普遍规律，而中国历史也确乎被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无情操控，天下大势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为不幸的是自秦皇以降，两千年以来的历史总是盛少衰多，真正被史学家公认的“盛世“更是屈指可数，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其中有多少史学家们的理想主义地脑补和浪漫主义的幻想，实不得而知。但我们将这些“盛世”加以数量，不难发现它们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动荡混乱之世作为前奏，本朝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将其归结于“土地兼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加大所导致的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化，从而爆发大规模“种内斗争”，从而实现生产关系的从新洗牌，这一论点不可谓不深刻。事实上，古代的统治阶级虽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也十分重视对前朝衰亡的原因进行自我总结，除了上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原因外，还对外戚专权、宦官干政、藩镇割据、党争内耗、贪污腐败、邪教乱国等诸多历史教训进行反思，乾隆皇帝作为“千古一帝”岂能不对此种种喻乎于心而践之于行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鉴于明末的教训，帝国的统治者十分清楚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而解决百姓的“温饱”实乃朝政“第一要务”，乾隆皇帝废寝忘食，狠抓实抓农业生产，不遗余力投资水利等公共工程，切实保障救灾机制的有效运作，可谓不无功劳，再加上番薯、玉米的传入带来的“粮食革命”，到乾隆晚年，口粮生产达2088亿斤，虽非绝后，确属空前，乾隆皇帝还清醒的认识到贫富差距亦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刚一登基就下达“劝减佃租”的圣谕，贯彻乃祖“永不加赋”和乃考“摊丁入亩”等政策的一贯实行。总之，社会正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象，乾隆在自己所撰的《古稀论》中无不“谦虚”的写到“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

然而有成绩也会有问题， 传统的农业社会自古讲求“多子多福”，历代的帝王也总是会把自己“儿孙满堂”视作“得天独厚”，粮食增产更是为“人口爆炸”提供了客观条件，虽然说“人多力量大”，但“人多的地方是非也多”，帝国逐渐陷入了“总量丰富，人均不足”的“马尔萨拉陷阱”，年景好的丰收之年或许还可勉强维持，可惜天不遂人愿，正所谓“旱三年，涝三年，摇摇晃晃又三年”，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为每年各地的赈灾事宜忙的焦头烂额，而地方官员或是为了政绩，或是为了从中中饱私囊，或是纯粹出于怠政，总是不能对赈灾尽心尽意，甚至有谎瞒不报的恶性事件发生，百姓们衣食无着，只能“越级上访”，甚至直达御前，拦驾告御状，以求生机。

作为一个“爱民如子” 的统治者，乾隆皇帝对此十分关注与警觉，或许他确实可怜其子民们的艰难困境，但无疑在这些上访的草民眼中流露出的执拗和不驯服使他更感到恐惧，“稳定压倒一切”是一个专制帝王的不变信条，况且乾隆对“小民的智慧”不以为然，因为愚昧的小民容易受野心家的操控，很容易沦为集体无意识的“民粹主义”,是非曲折还是要依靠贤明的君主加以甄别，而“人民的意志”仅供君王判断的参考，且这种参考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就算“上访者”句句属实，占据着“天理”，也绝非符合“人情”，对此，乾隆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体系：君王犹如民之祖父，百官犹如民之父母，孙子今日与他的父母作对，明日就会直接对抗祖父，如此则“世风浇漓”，子女受了父母的委屈，应该“子为父隐”，这才是子女应守之道，待英明的祖父明察秋毫，自会为他“疼爱”的孙儿们讨回道理。这一理论在几千年来深受“孝悌”文化浸淫的国度近乎“无懈可击”。要强调的是，即使“爷爷”为“孙子”平反，那也绝非是因“一二刁民遮道呈诉也”，而是皇帝本人“惠爱黎元”、“洞察一切”云云。当然，百姓遭到不公待遇，可以“逐级上访”，这是普通百姓对付贪官污吏的唯一“合法途径”。可惜“体制内上访”往往失效，因为上级衙门往往会把案件“发回重审”，原级自己当自己的法官，且不说难以翻案，甚至会对原告打击报复。。。

或许上述种种属于中国历史上各王朝都会面临的困境，但作为一个“外族统治者”，清政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强调自己的“正统性”，“盛世”的危机无疑使乾隆对帝国“文化理论”的重构更显急迫，其核心是为臣民确立一套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编写一套符合统治者“口味”的历史教科书是构建意识形态最强有力的武器，因而类似于本朝《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应运而生，推翻“华夏之辨”的狭隘民族主义，取之一“天下一家”的宽广世界主义，“天命所归，有德者居之”，而大清朝得国之正“前所未有”，而对“扬州三日”“嘉定十屠”绝口不提，枪杆子在手，什么谎话都可以说的理直气壮，甚至能把说谎者自己都感动的一塌糊涂，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通例，不过满清统治者之巧言佞辩还是出人意料。。。

然而乾隆对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显然还不满足，因为在他所统治的这片疆土上，汉民族的人数和文化修养都远远高于满族统治者，特别是汉族人集中的江南一带历来是文人骚客，名家大儒的集聚之地，他们很有可能表面上对请听须以威慑，实际上仍旧我行我素，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对“主题思想”常有不恭言论，对于这些酸腐文人必须“既要文斗，也要武斗”，杀一儆百才能以正视听，文字狱的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扩大打击范围，乾隆甚至动用“阳谋”鼓励民间献书，名义上是为了修编《四库全书》，实则暗藏“钓鱼执法”的祸心，事先说好的“既往不咎”变成了后来的“证据确凿”，“反书”一律销毁，“罪人”一律严惩，下级官吏揣度圣意，更是把文字狱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加以严查严办，宁杀错不放过，致使其中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更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如冯起炎为了把妹上书皇帝的“痴情文字案”，丁文斌梦到孔圣人招他当孔家“上门女婿”的“疯子文字案”，或许乾隆自己也觉得有些弄得过头，且目的已经达到，面对局势的不断扩大甚至失控，谕令“若并非有心违背，不过字句微暇，朕从不肯有意吹求。”这场风波终于休止了，但其对整个中华文明的破坏却是永久的。

“文治灿然”再加上“十全武功”（这其中包括南征缅甸这场实际上失败的战争），我们的乾隆大帝似乎有些飘飘然了，“盛世”一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官方的文牍之中，乾隆爷欣然接受，“盛朝景象”这一皇帝的新衣却被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一语道破，这个“小孩”竟然是自己的内阁学士尹壮图。乾隆皇帝虽然也很重视“节俭”，但他毕竟是一个追求生活品质的“天子”，再苦不能苦皇帝，皇帝的日用之资总应尽善尽美，特别是到了晚年乾隆皇帝对物质的追求更甚，内务府捉襟见肘，为了多搞点零花钱，“议罪银制度”出现了，他的提出者和珅也飞黄腾达，从而使了帝国的贪腐之风盛行，这些问题乾隆也并非不知，但尹壮图如此“攻击”自己亲手开创的“宏图伟业”也着实可恨，于是君臣之间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开始了，最后，尹壮图苦于孤立无援，只能“自承虚诳，奏请治罪”，皇帝在这场维护面子的斗争中“完胜”。

乾隆五十七年，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的一封紧急奏折，说有一名为“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东送信，说是要来“朝贡”，其信语气十分“恭顺”，他们“慕化而来”，想要参加陛下的圣寿（这都是翻译的功劳），皇帝虽然对这个国家完全没有概念，但他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展示自己“天朝上国”“四夷宾服”风采的机会，着令“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情”。。。

显然乾隆皇帝是一厢情愿，英国遣使远道而来绝非什么“朝拜盛朝天子”，而是为了“平等的外交”，这些洋人甚至有些许自信，因为此时他们的祖国正如日中天，号称“日不落帝国”，但他们对这次出使仍然十分期待，毕竟他们对这个在《马可波罗行记》这部玄幻小说中记载的“遍地黄金”的富庶之国充满好奇与憧憬，但当他们踏入这片土地时才意识到自己被“忽悠”了，极端的贫困，无助的困苦，政治的腐败，人民思想和行为的扭曲令他们大失所望，而关于觐见皇帝的“跪拜礼仪之争”则更让英使感到愤怒，闹得双方都是不快收场。英使团带来的“贡品”被乾隆斥为“奇巧淫技”，”关于英国通商、传教等要求，更是为皇帝所忌，以“不合天朝体制”一概驳回，当然，英使并非一无所获，他们得到了乾隆的大量赏赐，其价值远比他们带来的“贡品”要高出许多倍。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这个“神秘国度”的许多一手资料，为日后鸦片战争埋下了种子。

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活在浓重的历史感中，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声名的久远，乾隆皇帝自是不能免俗。但似乎也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不尊重历史，官方的史料往往为尊者讳，民间的野史传闻往往又过于荒诞，对历史事件的还原总是困难重重，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更是难以把握，但不管怎么说，本书对此做出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我想本书的作者所要批判和反思的绝不是一个早已作古帝王和一个早已被推翻政府，或许身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在读到这些离我们看似很远，实则很近的故事时，应当有所惊醒吧。